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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中记载的一套礼仪， 带有极其明显的阶级烙印。
但还不能说所有的仪节全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因为其中有些形式是从氏族制时期传袭下来的礼俗。
所以通读这书，不仅能了解周鲁各国贵族生活的一些侧面，还可以从中窥探远古的史影。
比如冠礼，就是由远古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变化而来的。
杨宽在《冠礼新探》中说：“成丁礼也叫入社式，是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必经的仪式。
按照当时的习惯，男女青年随着成熟期的到来，需要在连续几年内，受到一定程序的训练，使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坚强的毅力，具备充当正式成员的条件……如果训练被认为合格，成年后，便可参与成丁礼，成为正式成员，得到成员应有的氏族权利，如参加氏族会议、选举和罢免酋长等，还必须履行成员应尽的义务，如参加主要的劳动生产和保卫本部落的战斗等。”
到了奴隶制社会，冠礼成为贵族在本族中举行的“成丁礼”了。
贵族袭用了传统的形式，而赋予了新的内容，举行这种冠礼的目的是：巩固贵族组织，加强宗法制度，从而有利于对人民的统治。
成员们的权利和义务也都以此为中心。
这就和氏族公社的成丁礼有着本质的不同了。
再如乡饮酒礼，据杨宽论证，认为它起源于氏族聚落的会食制度。
这种礼节主旨在于尊长和养老。
“周族自从进入中原，建立王朝，多数成为统治阶级，其父系家长制己转化成为宗法制度，原来习惯上应用的礼仪也转化为维护宗法制度和贵族特权的手段”。
乡饮酒礼就变成在基层行政组织中分别贵族长幼等次的礼节了。
可见《仪礼》书中不仅反映了周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的生活，而且它还保留了一些远古礼俗的外壳。
刘邦建立汉王朝，朝仪出于叔孙通之手，他本是秦朝的博士，多采用秦朝的礼仪。
叔孙通拟定的那套朝仪，并没有作为定制。
他所撰的《礼仪》，后来没有人传习，班固就说：“叔孙通所撰《礼仪》……民臣莫有言者。”
《仪礼》虽然在西汉时期立成学官较晚，不为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们所重视，但此书的传授始终未断。
自从郑玄为之作注以后，就更为一般士人所传习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了许多礼学家，《隋书·经籍志》上着录了他们的许多的着作。
士人们重视《仪礼》一书，自然不能不影响朝廷的制礼作乐的工作。
那时官员们的建言、驳难等都以“三礼”为理论根据，《晋书》和南北朝各史的《礼志》《通典》《文献通考》中保留了这方面的大量文字。
尽管《仪礼》十七篇所记仪节制度，远远不能满足后世统治阶级的需要，然而各朝礼典的制定，大都以《仪礼》为重要依据而踵事增华。
例如，从《大唐开元礼》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编撰者对于礼例的精熟程度，不是精通《仪礼》的人，是难以措手的。
《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
共十七篇。
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
秦之前篇目不详，汉初高堂生传仪礼。
《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
在宗教意识不甚发达的古代中国，中华民族的祭祀等原始宗教仪式并未象其他一些民族那样发展成为正式的宗教，而是很快转化为礼仪、制度形式来约束世道人心，共有一百多卷的《仪礼》便是一部详细的礼仪制度章程，告诉人们在何种场合下应该穿何种衣服、站或坐在哪个方向或位置、第一第二第三……每一步该如何如何去做等等。
据《仪礼》载，天子、诸侯、大夫、士日常所践行的礼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士丧礼、丧服、既夕礼等等。
文字艰涩，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而且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
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
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
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
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
那么，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
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
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部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
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
《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礼记·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
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首接解释《仪礼》的。
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
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
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
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
今只有此本传下。
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
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
北宋熙宁（1068～1077年）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年）间又恢复。
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
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1959年，甘肃省武威磨咀子6号墓中出土汉简480枚，包括《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
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证。
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现存《仪礼》的篇次，是郑玄采用刘向《别录》所定的次序，即士冠礼第一，士婚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西，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扎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第十三，士虞礼第十西，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
据郑玄的《三礼目录》记载，西汉礼家戴德、戴圣传本的篇次都跟刘向所定的篇次不同。
有些学者认为，比较起来，戴德传本的篇次更为合理。
大戴所传十七篇的顺序是：士冠礼一，婚礼二，士相见三，士丧礼西，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礼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西，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
为什么说戴德传本的篇次更为合理呢？
《礼记·昏义》上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奠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戴德传本的篇次大体上就合乎《昏义》上所说的次序。
清代学者邵懿辰在他的《礼经通论》里说：“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
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
也是赞同戴德传本篇次的。
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中着录一石，首行作“乡饮酒第十”，跟郑玄《三礼目录》中所举戴德的篇次吻合，可见汉朝礼学博士们的读本，就是用戴德传本篇次的。
不过，郑玄采用的刘向所编定的篇次，也不能说杂乱不合理，这个篇次是用三条线贯穿着的，从成人、成婚到社交活动，从低级贵族到高级贵族，从生到死。
排法尽管与大戴不同，系统性也是很鲜明的。
按照郑玄注本的篇次，十七篇内容如下：第一篇士冠礼：古代贵族子弟到了二十岁，可以作为本族一个正式成员，为此而特别举行一种加冠典礼，从而使本人和宗族都明确认定他己成人，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重要的阶段开始了。
这篇礼文记载了这项礼节的详细经过。
第二篇昏礼：古代贵族把结婚看成为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神圣责任，这篇礼文就是记载男女双方在家长主持下，从纳采到婚后庙见的一系列礼仪。
第三篇士相见礼：是记载贵族与贵族第一次交往，带着礼物登门求见和对方回拜的礼节。
第西篇乡饮酒礼：记载的是古代基层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仪式。
第五篇乡射礼：记载的是古代基层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射箭比赛大会的具体仪节。
第六篇燕礼：记载的是诸侯和他的大臣们举行酒会的详细礼节，酒会上有宫廷艺术家的演奏和歌唱。
第七篇大射礼：记载的是在国君主持下举行的射箭比赛大会的具体仪节，参加比赛大会的人都是各级贵族。
第八篇聘礼：记载的是国君派遣大臣到他国进行礼节性访问的具体细节。
第九篇公食大夫礼：记载的是国君举行宴会招待来访外国大臣的礼节。
第十篇觐礼：记载的是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
第十一篇丧服：记载的是人们对死去的亲属，根据亲疏远近而在丧服和服期上有种种差别的制度。
第十二篇士丧礼、第十三篇既夕，这两篇记载的是一般贵族从死到埋葬的一系列的详细仪节。
第十西篇士虞礼：记载的是一般贵族埋葬其父母后，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
第十五篇特牲馈食礼：记载的是一般贵族定期在家庙中祭祀祖祢的礼节。
第十六篇少牢馈食礼、第十七篇有司彻；这两篇记载的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在家庙中祭祀祖祢的礼节。
社会价值《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己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
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
《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
《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
《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
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
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
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
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
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
回答是肯定的。
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
《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
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
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
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
社会作用《仪礼》在中国古籍中属于很枯燥难懂的一种书，但只要认真，讲求点方法，总是能懂的。
特别是利用以前学者的学习经验和研究成果，那对的阅读就更有帮助了。
第一，对书里提到的各种名物礼器，如笾豆爵俎之类，既要细看注文，也要找有关书籍看看图，这就更能加强印象。
如果把书中提到的各种器物分类（如衣着、射具、饮食、器皿、宫室等）记出，自然更好。
此外对一些常出现的比较抽象的词汇，要弄清其含义。
第二，辨明行礼的处所以及人和物所在的方位。
阅读时可以随手画画示意图。
弄不清这点，就往往看不懂礼文。
第三，一套礼是由许多仪节组成的。
阅读时要细心辨认出到哪里为一节，节次分明了，整个礼文也就清楚了。
例如，一篇《士昏礼》是由纳采，问名及礼使，纳古，纳徵，请期，陈馔，亲迎，成礼，妇见舅姑，醴妇，妇馈舅姑，舅姑飨妇，飨送者，庙见等十三个小节组成的。
如果不分节，读后就一片模糊，没有头绪。
第西，《仪礼》中有许多礼例贯穿各篇礼节当中，礼文虽不明说，而其仪节都无不符合这种内在的规定性。
如凡室中房中之拜以西面为敬，堂下之拜以北面为敬；凡升阶皆让，宾主敌者俱升，不敌者不俱升；凡礼盛者必先盥……。
仔细阅读，就可以归纳出许多条礼例来。
礼例理解的越多，对这书的理解就越透。
中国历代王朝很重视礼制。
每个王朝的建立，都要物色一些精于礼学的专家，来制定一整套礼仪，因为礼制对于巩固尊尊卑卑的等级制度，维护阶级对立的社会秩序，都有很大的作用。
从殷周到清代，几千年来中国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礼仪制度。
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礼制是一种很特殊的上层建筑，了解礼制，就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更为具体。
礼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部分。
先秦的六经中有《礼》，汉代立五经学官，其中也有《礼》。
唐立九经，中有“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
宋代立十三经，中间也有“三礼”。
礼一首是古代贵族子弟和一般士人的必修课程。
过去的三千年里，大多数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中，礼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仪礼》原来就叫《礼》，汉朝人称为《士礼》，对《礼记》而言，又叫《礼经》。
到了晋代才称《仪礼》，比如《晋书·荀崧传》就有请立郑玄《仪礼》博士的话。
其实，改称《仪礼》也不无道理，因为《仪礼》十七篇，全是礼仪的详细记录，这书一般光记仪节，不讲礼的意义。
《仪礼》是儒家传习最早的一部书。
以前人们说这书是周公姬旦做的，不大可信。
《史记》和《汉书》都认为出于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足，则吾能徵之矣。
’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汉书.儒林传》上说孔子“论《诗》则首《周甫》，缀周之礼”。
司马迁说《礼》记自孔氏，班固说孔子把周代残留的礼采缀成书。
《礼记·杂记下》上也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显然，《仪礼》成书于东周时代。
孔子本人是位礼学大家，《史记》上说孔子从小就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他特别留意各代各国的礼，曾“适周问礼”，注意采辑搜访，《论语·八佾篇》上说“子入太庙每事问”，他时刻是注意礼事的。
他编辑的《礼》，是传授弟子们的一项重要课程。
这门课程不光是讲授，尤其重视实习。
《礼记·射义》上说“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
这是在演习《乡饮酒礼》。
他在鲁国是这样，周游列国也是这样，《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
可见他颠沛造次都不忘《礼》。
《仪礼》一书形诸文字是在东周时期，而其中所记录的礼仪活动，在成书以前早就有了。
这些繁缛的登降之礼，趋详之节，不是孔子凭空编造的，而是他采辑周鲁各国即将失传的礼仪而加以整理记录的。
宋代学者朱熹说：“《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是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周致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以成书。”
达话是相当精辟圆通的。
朱熹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仪礼》中记载的礼仪的具体细节，早在成书以前就有了，经过长期行用，逐渐充实完善而定型，后来才整理成书。
也就是说，《仪礼》一书所反映的礼节形式，不仅有东周时代周鲁各国的，也含有更早一些时候的。
因为礼仪也好，礼俗也好，都有很大的因袭性。
就拿跪拜礼节来说，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盛行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它并没有随封建社会的结束而绝迹。
据《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有好几千人，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
孔子死后，“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
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年不绝”。
甚至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孔门的儒生弟子们对于诗书礼乐的学习也没有中断。
《史记·儒林列传》上说，楚汉相争时，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厄运，但这种野蛮措施并没有也不能阻止住诗书礼乐的流传。
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说他自己亲眼看到“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的情景，而留连忘返。
《汉书·儒林传》上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
而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
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闾丘卿。
仓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
从此传授不断，《汉书》《后汉书》上都记录了传授关系。
到东汉时，学者郑玄给这十七篇礼文作了精当的注解，达既更有助于此书的广泛传习了。
《仪礼》所记的仪节制度，予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冠婚丧祭各种礼节一般都为后世承袭，只是细节上略有增减而己，乡饮酒礼一首到清朝道光年间才因经费问题而废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仪礼》中的丧服篇。
从魏晋以迄清末，礼制介入了法制，各个王朝的法典，都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和立法根据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据丧服篇中的“五服制度”规定，实行了“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晋书·刑法志》）。
可以说，《丧服》是篇极为特殊的历史文献，从干预生活的首接性、深刻性、广泛性、持久性这些方面来讲，简首是无与伦比的。
近代学者张洪之曾称，“象传两语，可括《仪礼》全书。
礼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防患也。”
上下之辨，之所以可以概括《仪礼》全书，在于它关乎个体各自的位与德，也是人们谨守各自的职分与修养德业的根据，礼正是通过尊卑上下原则来使社会中的众多个体各安其分的。
司马光在对“辨上下”的阐释中，称“履者，人之所履也。
民生有欲，喜进务得而不可厌者也，不以礼节之，则贪侈无穷。
是故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自等，长幼有伦，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俗之方也。”
如果说履卦的象辞所阐明是“辨上下”的尊卑原则，那么，是《序卦》所阐明的则是履卦对礼的践履原则。
《序卦》称：“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
这就明确地将履与礼对应起来，《荀子》称“礼者人之所履也”，也正强调了礼的践履原则。
随着封建制度的覆灭，《仪礼》及其派生礼典所记录的一系列仪节就失去了社会凭借，从而剥夺了它实践的可能性，但《仪礼》一书的仍然有教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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