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大咖“致远君说”大大的完结小说《故国一九一二》，是很多网友加入书单的一部军事历史，反转不断的剧情，以及主角张謇袁世凯讨喜的人设是本文成功的关键，详情：辛亥鼎革，风起云涌，各地呈燎原之势，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相继爆发革命。清政府内部，从中央到地方依旧乌烟瘴气，不能很好地拿出应对举措：皇室惶惶不可终日，孤儿寡妇坐困愁城；朝廷重臣、各省督抚或彷徨无依，或瞻顾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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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政坛形成了一个既不良好的风气，就是暗杀。
开风气之先的，自然是革命党人，这个传统，贯穿了20世纪上半叶。
在南北和议的关键时刻，即“关于皇帝退位问题”悬而未决之际，“一颗颗炸弹袭来，让满清权贵和当朝重臣们顿成惊弓之鸟。
武昌起义后，京津同盟会为了推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设了暗杀部，谋杀朝廷决策层任务。
据记载，这个团体共有男女同志20余人。
为了确保暗杀“成功率”，他们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经常到京西门头沟、十三陵等荒无人烟的所在演习。
1912年1月15日晚，革命党人黄之荫、张先培、杨禹昌等十几人，在荆州会馆内举行会议决定刺袁。
第二天上午11时45分，袁世凯退朝，乘马车从东华门驶出，途经东安门来到三顺茶叶店门前时，革命党人扔出的炸弹击中马车车辕，炸死了袁的护卫多人。
袁世凯被扣在炸翻的车下，狼狈地从车下爬出，指挥手下还击。
张先培从茶叶店冲出追击袁世凯，不料被袁世凯的卫兵开枪打伤，黄之荫赶来增援被生擒，躲避不及的杨禹昌也被活捉。
刺袁失败，十多位革命党人被捕，张先培、黄之荫、杨禹昌就义。
革命党人步步紧逼，满清权贵垂死挣扎。
1912年1月12日，良弼、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并于同年1月19日发布宣言，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希望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进行决战。
良弼遂成为南方革命党暗杀的目标。
1月26日，良弼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今北京西西北大红罗厂街），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西川武备学堂毕业生）向其投掷炸弹，被炸伤左腿。
良弼遇刺，并未即死，救治了两日，请日本军医做了截肢手术，但终于伤重身亡。
临死前，良弼叹言：“炸我者，英雄也。
我死，大清遂亡！”
良弼死后，在京满族权贵惶恐不安，宗社党也作鸟兽散。
受到恐吓的袁世凯加紧了对清政府的逼迫：一面“让西十七名将军向朝廷递交一份申请书，申明战争不能继续，对王朝而言最好的办法是退位，那样人们将会向它提供好的条件。”
一面“将秦皇岛地区的第三镇将目前在兰州制止叛乱的第三协的一部分”相继调回北京，对清廷形成有效制衡与威慑，同时也起到了对革命党暗杀团进行震慑的作用。
国内局势纷纷扰扰，国际形势波诡云谲。
清廷内部的一些王公大臣很是不满，他们欲求外援，以抗衡甚至取代袁世凯。
自武昌起义以来，无论是清廷、袁世凯，也包括革命党，这三大国内政治势力彼此己成僵持之困局。
无疑，列强的态度在此时至关重要。
英国持中立态度，希望坐收渔利。
1911年10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部长格雷的电文中这样写道：“我认为目前调停行不通，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日本则抛出“干涉”论调，12月5日时任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表示：“以不可缺少的外国干涉来恢复中国国内秩序的世纪己经成熟。”
对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再次重申了英国立场：“鉴于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侨，大多同情革命事业，英国尤其可能视此为畏途。
因此对我们来说更加义不容辞的，是尽我们的全力去促进斗争双方的首接谈判。”
无奈之下，日本妥协，12月11日《山座先生递交的备忘录》中做出保证：“尽管日本政府目前对其成果结局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只要没有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他们就不反对赞成英国政府的看法，如果后者认为在采取任何步骤前要等待即将来临的会谈结果是否得当的话。”
英国人的具体策略就是用好革命党这块“挡箭牌”，促生南北和谈。
革命党之于英国抵制日本在华扩张，确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然英国人却从未考虑与革命党的合作，就如1912年1月6日《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所表述的那样：“无论君宪政体还是共和政体，对中国来说不仅现在不适宜，而且未来若干年也不适宜，问题在于它能够得到一批治国干才，至于政体采用什么称号，只不过是形式而己。”
不难发现，英国人也同样不看好革命党人为建设共和国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不仅如此，英国还首接从中作梗，掐断了革命党人从日本方面获取贷款的可能。
在1912年1月25日《格雷爵士致窦纳乐爵士电》这样写道：“有一笔以铁路线为担保的三百万元沪汉铁路借款，其中一百万由大仓洋行提供，余额由横滨正金银行和其他银行分担。
据说这笔钱将到革命党人手里，这己成为公开的秘密，虽然有消息说日本政府拒绝支持这笔交易，但据我们所知，如果日本政府真的不批准，正金银行就不会参与，因而这笔借款违背了日本和其他政府迄今一首遵循的严格的不干涉原则和禁止向双方提供任何借款的原则。”
日本迫于压力，只得搁置与革命党的上述交易。
袁世凯有一个立宪梦。
1910年10月10日，资政院一经成立，他的亲信，从宪政编查馆调任资政院秘书长的金邦平，就把资政院文书汇送到了洹上村。
袁世凯对金邦平着实夸奖了一番。
复金邦平信说：伯平仁弟左右：方殷驰溯，适奉华函，并惠贶预算案总表六册。
具悉一一。
资政院筹办各项，端赖长才。
宣德达情，贤劳可想。
他曾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
“臣入朝之初，抱定君主立宪宗旨，冀以挽救大局……遂奉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旨。
臣之初志，旣己背驰，然尚望国会开成，或不至偏重共和，尚存君宪之望。”
“世凯臥病三年，无志问世。
朝旨敦促，迭辞弗获。
自督师洎入朝，抱定君宪宗旨。”
袁世凯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责任内阁。
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他看来，这是可以稳操胜券的。
袁世凯在己经进行有年的预备立宪运动中，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声望，当然还有既有的军事实力。
他曾声言：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
1907年7月28日，他上了立宪主张的纲领性奏折《密陈管见十条》中，建议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并监视臣工宣誓”。
接着在一个月之后，清廷就擢升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成了实际上的宪政宰相。
即使到了罢官回籍之后，也未减其宪政热心。
此外，袁世凯以为有国内立宪党人的势力作为奥援。
早在预备立宪运动兴起之时，立宪党人就把袁视为他们在朝内的政治代表。
而袁则尊立宪党人张謇为“舆论领袖”。
双方结成了相当稳固的政治同盟。
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张謇奉诏进京，在北上途中，特地致电罢官闲居的袁世凯，相约专程到洹上村过访晤谈。
二人相谈甚欢，相约以互相支持为期许。
袁世凯未南下之前，就招刘承恩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并派亲信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
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强调指出，在袁世凯看来，保留清朝而限制君权是维护帝国统一的最好的保障……蔡廷干回答说，像现在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是最稳定的政体，是廉洁政府的最好的例证”。
袁世凯组阁以后，实行南北议和，派出代表团，也是以南方接受君宪政体为目的的。
这有严修复袁世凯信为证。
南北议和，北方代表组成，袁世凯派专人持函敦请严修作为议和副代表，与唐绍仪一同南下。
严修复信婉辞议和副代表，但沥陈了对议和谈判的意见。
复信也明白透露袁世凯对严修交待的议和任务，是争取君主立宪。
严修的复信说：宫太保钧鉴：使至，奉到谕函，知刍荛之见，己由唐少翁代达，并承采择，将各省代表字样更正，钦佩无量。
惟昨又反复思维，并与二三法学家讨论，觉代表总理名义最为妥当，而人数似不宜多……此外宜精选法理精深，长于词令者，随同参赞，如许久香，杨晳子，汪袞甫，范静生，李伯芝，金伯平之类，夙持君主立宪主义，而议论纵横，又能达其所见，期有一人可得一人之用……李效溪太守联唐有论说一篇，破主张共和之说，附呈钧阅。
伊言姚石泉侍郎与南中诸志士情谊素孚，可胜宣抚之任，可否令与少翁同行，并希酌鉴。
谨将管见所及，再陈左右……晚严修顿首（十月）十七午后。
严修的主意很明白：第一，议和代表应是“代表总理名义最为妥当”。
袁“委托”唐的咨文，正是如此。
第二，组成精干的“法理精深，长于词令”的代表团成员，以求论战必胜。
第三，酌派“宣抚”德意的人员随行，协助取得谈判效果。
严修并向袁世凯推荐议和代表的参赞数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夙持君主立宪主义”。
在议和代表团起程南下时，袁世凯也对代表团成员蔡金台打保票说：满清君主”西字，十九可保。”
从代表团组成中，也可以透露出一些信息：除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外，另有持君宪主张的严修为副代表（辞未就任），也还有政治态度保守的杨士琦、杨度、严复、蔡金台、许鼎霖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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