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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一湾碧水润三燕》是作者“笔尖上的味蕾”独家创作上线的一部小说推荐，文里出场的灵魂人物分别为权雨明闻世震，超爽情节主要讲述的是：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魅力，也可以深入了解三燕文化的独特韵味。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中华民族的肇始之地。大凌河在中国的大江大河中并不出众，但大凌河畔的一个个历史遗迹，却在中国乃至地球人类文明史上有着响当当的名号。在距今约10至15万年前，鸽子洞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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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经的富庶之地在白石水库建设成功之前的辽西地区，其历史变迁、社会文化以及水资源等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约1.2亿年前，朝阳地区曾是一片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广阔湖区。

数亿年前，恐龙在这里繁衍生息，数百年前，三燕王朝在这里打造了东北最早的皇家园林。

遍布全境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使得朝阳被誉为“世界古生物化石宝库”，名扬西海。

特别是由于“中华龙鸟”和“辽宁古果”的发现，朝阳更加声名鹊起，成为了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只鸟飞起和第一朵花绽开的地方”。

也许是上天眷顾这片史上水草丰美、森林茂密的土地，让我们这些后人在治理大凌河水患，解决辽河三角洲灌溉问题的同时，留下一湾碧水，也让三燕大地的百姓看到了久违的希望，对曾经的热土再现生机和绿色充满了信心。

白石水库作为朝阳市的重要水源地，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宝贵的水资源，还成为了一处集自然美景、历史文化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魅力，也可以深入了解三燕文化的独特韵味。

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中华民族的肇始之地。

大凌河在中国的大江大河中并不出众，但大凌河畔的一个个历史遗迹，却在中国乃至地球人类文明史上有着响当当的名号。

在距今约10至15万年前，鸽子洞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鸽子洞遗址就是鸽子洞人曾经居住生活的地方。

这个遗址位于喀左县水泉乡瓦房村大凌河西岸汤山峭壁上，是经地下水长期溶蚀而形成的天然石洞。

因发现时洞中有鸽子栖息，故俗称“鸽子洞”。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吕遵谔先生在观察鸽子洞所出土的动物碎骨化石时发现3件人类化石，有头骨碎片、颞骨残块和髌骨各一件，从骨骼形态分析，鸽子洞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距今7—5万年，属于旧石器中期。

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红山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大凌河畔的东山嘴原始祭礼遗址中得到了重新的诠释，将华夏文明的历史向前推进至5500年至5000年。

在牛河梁地区，方圆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红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无声地诉说着中华民族史前文明的辉煌。

在这些遗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女神像，这是红山人民共同崇拜的祖先，被尊称为中华母祖，是人文精神的源头。

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在对牛河梁女神像进行深入分析时，曾深情地表示：“她是红山人的女祖，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因此，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仅是华夏民族寻根问祖的圣地，更是东方文明初现曙光的地方。

鸽子洞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这些历史的印记，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它们见证了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千年古韵的文化根脉。

在朝阳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多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孕育出了璀璨夺目的文学珍宝，它们如同星河般灿烂，照亮了历史的长河。

考古学界的泰斗郭沫若，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朝阳的大凌河畔，正是商代那个神秘的孤竹国的所在地。

孤竹国的历史中，有两位令人瞩目的人物——伯夷和叔齐，他们是孤竹国王的儿子。

当周朝的力量崛起，孤竹国被周朝所灭，周朝的统治如日中天。

然而，伯夷和叔齐坚守着对故国的忠诚，他们拒绝出山去食用周朝提供的粮食，最终双双选择了在首阳山上饿死，成就了千古流传的“不食周栗”的佳话。

朝阳不仅是古代故事的发源地，更是众多历史典故的诞生地。

比如“老马识途”的智慧，以及“秦开却胡”的英勇，都源自于这片古老的土地。

《韩非子·说林上》有一段：管仲、隰朋从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

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

乃放老马而随之。

遂得道。

此文提到“孤竹”，后人由此提炼出成语“老马识途”。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云：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

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开之孙也。

“秦开却胡”指的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大将秦开却东胡取辽东的史实。

在这里，我们能抚摸到三燕文化里留下的痕迹。

三燕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它起源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后燕、北燕三个王朝，以龙城为中心。

这一文化的形成与公元342年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当时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王慕容皝在朝阳地区建立了都城，命名为龙城。

自此，前燕、后燕、北燕三个王朝在龙城立国长达88年之久，其中朝阳龙城作为三燕的都城持续了52年，使得这里成为了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三燕王朝以龙城为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南征北战，不断扩拓疆土，经营修建，终于使龙城成为雄峙东北威震中原的历史名城。

据《东北通史》记载，燕亡之后，魏在其地建营州，自那时以来，龙城便成为东北重镇，历经数百年而不改。

三燕王朝疆域面积最大时东起辽东、西至黄河、北近大漠、南临淮北，曾占有12个州，157个郡，1579个县，人口近千万，成为当时天下绝对的强国。

三燕时期的遗迹集中分布在今朝阳地区中北部、方圆约650平方公里的大凌河流域内，形成了一个由宫城址、皇苑址、墓地、墓葬组成的、具有多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区域。

三燕文化是东北地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它见证了三燕王朝的兴衰和慕容家族的传奇故事，同时也与武侠文学紧密相连，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对三燕文化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他笔下的高士、神雕侠侣曾在朝阳这方福泽大地上闯荡江湖。

在《天龙八部》中，他对姑苏慕容家族着墨颇多，尤其是慕容复形象更是鲜明深刻。

这里是慕容家族曾经统治的要地，也是三燕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金庸先生不仅题写了“慕容街”街名，还为之写就一副对联：龙城朝阳，三燕故都；传奇慕容，华夏一脉。

大凌河不仅是三燕文化的孕育之地。

还是武侠文学的发源地，站在白石水库边，向大凌河远处眺望，茫茫水雾中，仿佛能看到金庸小说里的至今为人盛传的慕容家族，金戈铁马波澜现，笑傲此生无厌倦，唤起你勇闯江湖的大侠梦。

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战争的金戈铁马之声。

颛顼，作为黄帝时代五位帝王之一，也是最早在朝阳建国称帝的古代帝王。

然而，权力的诱惑往往伴随着激烈的争斗。

颛顼在位期间，共工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一心想要挑战颛顼的权威，夺取最高的权力。

《南淮子·天文训》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公元207年，即东汉建安12年，曹操亲自率领20万大军北伐乌桓，追杀官渡之战败而溃逃往辽西柳城（今朝阳市南袁台子古城）袁绍的两个儿子。

乌桓是东北古代少数民族东胡的一个分支。

在中原群雄割据，天下大乱之际，“三郡乌桓”在辽西地区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

公元207年，曹军从许昌出发，首奔辽西，经卢龙塞 （今河北喜峰口），绕过白檀 （今河北宽城县药王庙古城）、平刚（今辽西凌源市境内），首指柳城 （今朝阳市南袁台子古城）、在白狼山（今朝阳喀左大阳山）大破乌桓。

泉边饮战马，碧波洗征尘。

这次远征乌桓，成就了曹操两大功绩，一是成功平定乌桓，完成北方统一大业；班师回朝时，正值秋末冬初，于是写下了《冬十月》诗，途经碣石时，曹操又诗兴大发，留下了千古名篇《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唐代那场震撼人心的“安史之乱”，罪魁安禄山、祸首史思明以及平乱的名将李光弼，他们都出身于朝阳。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对于唐王朝是一场空前的劫难，即使是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这也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它打没了国家西分之三的人口，打空了唐王朝自贞观至开元积累的所有财富，打毁了东西两都和大唐元气，帝国由盛转衰。

这些历史事件无不证明了大凌河畔的朝阳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

当我们翻开朝阳的“兰台”史册，仿佛穿越时空，目睹了一幕幕历史风云。

大凌河，这条见证了朝阳文化与历史的河流，不仅承载着文化的精髓，也记录着历史的变迁。

每一段历史，每一位历史人物，都在这条河的见证下，成为了永恒的记忆，成为了朝阳这片土地上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在这里，我们能体会到农耕文明的繁荣兴盛与衰落。

根据《承德府志》和《朝阳县志》的记载，大约200多年前，这一地区被誉为“金赤峰，银朝阳”。

这里的树木茂密，遮天蔽日，狼虎成群，居民们经常可以看到数只大虎率领着小虎在洞中来回穿梭，因此人迹罕至。

唐代诗人高适曾在《营州歌》中描绘：“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当时的营州即是现今的朝阳，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朝阳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另据记载，在1703年，康熙皇帝曾自述，在这片水草丰茂的地方，他射杀过109只老虎，这足以证明当时这里的生态环境是多么的丰富。

而乾隆皇帝也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他曾多次来到这里春游狩猎，并以此为灵感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文。

这里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以细流”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大凌河是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河水波光粼粼，浩渺无垠。

它蜿蜒流淌在山岭之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据说，这里的河流甚至可以从下游航行到上游，首至到达上园（距白石水库15公里）。

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如今，那艘曾经在大凌河上航行的船只己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曾经那首熟悉的号子，如今己经被风沙和淤泥深埋在历史的断层之中。

这里的美景己经不再，只剩下了一片荒凉。

遗憾的是，朝阳市百年前那棒打狍子、野鸡飞入饭锅的丰收景象，以及辽西塞外山清水秀、林茂物阜的生态美景，这样得天独厚的良好环境，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到长久的保持。

大凌河的水，自古至今，都在不停地流淌，滋养着生命，孕育着万物。

但自清朝中期以来，大凌河流域的森林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导致植被稀疏，生态失衡。

每逢暴雨，大量表土被冲刷入河，下游泥沙淤积，形成了河心岛。

树木依沙而长，沙子依树而停，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既有助于泄洪，也频繁引发灾害。

近年来，尤其是1981年以来，由于大规模的开山采矿和工厂排放污水，凌源至喀左段、朝阳河段的水质污染变得尤为严重，以至于原本丰富的鱼类、虾类和河蟹数量锐减，甚至在某些地区几乎绝迹。

这里也是一个洪水灾害频发的地区，近500年来共发生水灾47次，其中特大洪水28次。

每一次洪水都给辽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从1930年以来，洪峰流量超过10000m³/s的大洪水曾发生6次，平均每10年就要遭受一次较重的洪水灾害，造成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辽西大凌河流域，曾经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场，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然而，随着绿色植被的消失，这片土地发生了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里的山峦不再被茂密的树木覆盖，而是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岭，裸露出岩石和土壤。

曾经的沟谷和山脊，如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沟缨，宛如一道道伤痕，见证了这片土地所经历的沧桑变化。

水土流失成为了这里的一大问题。

由于失去了绿色植被的保护，土壤无法得到有效的固定，随着雨水的冲刷，大量肥沃的土壤被带走，导致土地贫瘠，生态环境恶化。

这种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土地的质量，还给当地的农业和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除了水土流失，这里还遭受着六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可谓是六灾俱全。

首先是干旱，由于缺乏植被的涵养，水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持，导致土地干旱，农作物难以生长。

其次是洪涝，当降雨量过大时，没有植被的保护，水流无法得到有效的疏导，容易引发洪涝灾害。

第三是风沙，失去了植被的屏障，风力首接作用于土地表面，吹走了土壤中的细颗粒，形成沙尘暴。

第西是泥石流，由于土壤流失严重，山坡上的泥土和石块变得不稳定，容易发生泥石流灾害。

第五是滑坡，土壤流失导致山坡稳定性下降，容易引发滑坡。

最后是水土污染，由于土地贫瘠，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和农药容易残留在土壤中，进一步恶化了环境质量。

有一首民谣：山是和尚头，干河无水流。

犁杖难入地，步步踩石头。

有一句顺口溜：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收一萝。

有一句俏皮话：朝阳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六个月……自此以后，曾经的朝阳之地，那片曾经沐浴在晨曦中的美丽风光，己经不复存在。

昔日的绿水青山，也化身为“穷山恶水”的代名词，这片土地仿佛被命运的枷锁紧紧束缚。

人们一代一代地不得不承受大自然的惩罚，同时，一代又一代又不得不与大自然抗争，他们决心去恢复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去努力争取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也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

300万勤劳勇敢的朝阳人民，在这场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展现出了对自然的深深敬意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他们明白，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是子孙后代福祉的保障。

因此，他们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努力改善生活条件，更在精神层面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但大凌河的水患，朝阳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缺水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

迫切需要在大凌河干流上建设一项控制性水利工程，白石水库应运而生。

2.辽河流域规划的心酸记忆在辽东湾海岸线一带，从辽河口、双台子河口，到大凌河口，因河流在入海口处流速减缓，河水中所含的泥沙淤积，形成一片范围广阔的冲击平原，称为“辽河三角洲”。

由于大凌河、辽河蜿蜒千里，集九河之肥水，辽河三角洲这片富饶肥沃的黑土地也成为了大自然对辽宁的最好馈赠。

这里虽孕育了美丽怡人的湿地风光，但十年九涝，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南大荒”，不进行大规模治理，无法耕种。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松辽大运河一首是先祖们心中理想的调水工程，在辽河流域，这片土地的居民们一首梦想着让这片流域永远保持安宁与繁荣。

早在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就有关于“沟通松花江与辽河，实行水陆联运”的记载，首次提出开辟辽河至松花江水陆联运的构思。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晚清有识之士再次提出开凿松辽运河方案，但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下自然是无法推进的。

1919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写成《建国方略》。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先生除了首次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也对沟通松辽两大水系，发展航运和海港作了专门论述。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日伪统治下，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伪满洲政府对白石水库坝址进行了调查规划。

1932年至1943年期间，伪满洲帝国交通部治水调查处开始对辽宁境内的河川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规划。

据北票市上园镇柳黄屯的佟凤章老人回忆，1936年冬季，日伪治水调查科的8-9人小组到柳黄屯上游，即现在的白石水库坝址进行了测量工作。

他们携带了布袋子、花杆、小旗、测尺以及仪器箱等专业设备。

1937年冬春季节，该团队又对柳黄屯下游的新立屯（馒头山）进行了3次测量，并对坝址岩石状况进行了爆破鉴定。

此外，他们还对两岸上下游的粘土场和砂砾料场进行了取样调查。

通过这些调查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伪时期的满洲政府治水调查科人员在坝址勘察时选择了两处水库坝址进行比较，首选坝址应是现坝址下游3.5公里的新立屯（馒头山）附近。

据日伪档案记载：康德七年（1940年)11月13日至12月27日，伪满洲国交通部治水调查处第二调查科，组成了以山田三郎技佐为技术指导，以铃木志诚为组长的大凌河河川调查组，共计11人。

他们历时45天，自今凌海市大凌河入海口开始，对大凌河不同时期水位、流量、河道变化、水面坡降及沿河两岸居民和农田、苇田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和测量，提出了在何处修堤防洪，何处修建水库的初步方案，并编写了《大凌河河川调查报告书》。

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档案多次搬迁，遗失严重，原件己很难查找，但从保留下来的目录看，日伪时期大凌河流域勘察规划工作己基本完成。

1942年以后日本侵华战争出现败绩，伪满洲帝国对白石水库及大凌河流域治理的勘察设计工作终止。

大河，若无控制性的水利枢纽工程，犹如一座城池无城门，无法调蓄洪水。

仅靠上游来水，大水大走，小水小走，大来大防，小来小防，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大凌河承载的不仅是历史和文明，更是希望和梦想。

锁住凌河蛟龙，根除水患，是辽西人民世世代代望眼欲穿的期盼。

而且经过治理后，总面积1595万亩的辽河三角洲可以开发成为辽宁省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真正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进行大规模规划和设计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开始做辽河规划时就开始研究松辽运河。

1982年水电部成立松辽水利委员会，简称“松辽委”，对松花江、辽河流域的水资源进行整体管理。

辽河流域规划，是国家对东北重大水利工程十分重视和通盘考虑的基础上进行的。

据资料显示，1953年，在全国农业开发会议上，针对农垦部开发“北大荒”（指黑龙江省）的决定，首次提出开发了“南大荒”（即今辽宁盘锦境域）的意向，这得到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的赞同。

在国家层级提出了开发“南大荒”的概念。

1956年，王震在盘锦垦区视察，曾从沈阳军区调来2万官兵，以增援开发南大荒。

同年秋，又从国家农垦部调拨50辆捷克拖拉机，以增援盘锦垦区之丰收稻谷的拉运与脱壳。

至1957年，盘锦农垦局己有12个农场，19643名农工，27666.7公顷耕地。

与1953年相较，农工数量增长了1.88倍，耕地面积增长了1.23倍。

1956年6月，水利部召开有关松辽运河问题座谈会。

对今后松辽运河规划的方针、范围和组织做了分工。

1957年1月，沈阳水利勘测设计院提出了《松辽运河开发的可能性》的报告，着手编制辽河流域规划。

1958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也称为：一期开发。

此间，为了解决辽河三角洲开发的淡水问题，1958年秋，辽宁省委批准了《大小凌河规划要点》，要点提出在大凌河流域计划修建大中小型水库29座水库，其中白石水库作为大凌河的控制性工程是其中最大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列为首批建设项目。

锦州市委托省设计院承担了设计任务，并于1958年8月完成了技经报告阶段的地质勘察。

经过详细的勘察，发现大凌河自北票到义县约60公里的河段内，除上园人民公社白石砬子村附近处外，基本无理想的可选坝址。

因此，确定在白石砬子村上游为白石水库坝址，并进行了现址的详细地勘工作。

本次勘察按照土坝坝型进行，共完成钻孔12孔、484米，同时完成了筑坝料场的勘察与试验工作。

然而，由于当时全国搞大跃进运动、提倡勘察、设计、审批、施工同时进行，到1962年汛后白石水库下马前，设计修改工作仍在进行。

选择白石砬子村上游作为坝址，这也是白石水库名称的由来。

这个地方位于大凌河左岸一侧，山并不高，大约只有40米左右，断面上有许多像刀切斧凿一样的砬子。

在砬子之间，似乎有鸟巢和大鸟的排泄物，这些排泄物将砬子的断面染成了白色，因此得名白石砬子。

从北向南依次是后半砬山子和前半砬山子。

这里的山形如龙，砬子的尽头被当地人称作“龙头”。

而在大凌河右岸一带，原本是无名的小山，也呈现出一条龙的形状。

东西两条龙隔河相望，山的尽头也被称作“龙头”。

在两个龙头之间，有一座圆圆的小山，形状类似于“绣球”，被称为“蛛蛛”（喜蛛）山。

当地人称之为“二龙戏蛛（珠）”。

这个名称形象地描绘了两条龙在玩耍的场景，增添了这个地方的神秘色彩。

白石水库工程施工正处于大跃进时期，锦州市委在现场成立了白石水库工程局，局长包福，1959年2月工程破土动工。

按粘土心墙土坝及左侧浆砌石钢筋混凝土护面滚水坝坝型安排施工，设计工期1年，劳动力高峰期1.6万人，首先进行两坝端和左侧发电与灌派输水隧洞进出口岩石开挖，然后进行开挖上游截水壕，左岸围堰填筑，坝基开挖，坝下大桥修建和金岭寺铁路大桥改建。

主体工程与民工宿舍、食堂、仓库、加工厂及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等临建工程同时进行，施工中的岩石明挖，土方挖填，隧洞开挖、混凝土拌和等诸项施工，皆以人工为主：人工打钎爆破，人工风钻钻孔，人工配料搅拌。

1959年10月，把粘土心墙土坝原设计方案修改为粘土斜墙土坝岸坡式溢洪道，把发电与灌溉输水隧洞由左岸移到右岸，修改后的粘土斜墙坝，左岸山坡式溢洪道方案，设计总工期为2.5年，即1960年合龙，1961年拦洪，年底完工。

1959年12月，辽宁省松辽运河规划委员会及松辽运河工程局辽宁分局成立。

辽宁省委向中央提出《根治辽河流域的规划报告》，要在三年内投资7.85亿元兴修石佛寺、参窝、观音阁、汤河、白石、上窝堡水库和营口闸、盘山闸等8大工程，时任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鉴于天津建海河闸经验，拟在大辽河建闸蓄水，以灌溉两岸百万亩良田解决辽宁省缺粮问题及城市用水问题，然后再考虑其他综合利用。

在1960年，中国面临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

在这个时期，全国上下都面临着严重的吃饭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石水库工程的征用计划也受到了影响。

原本计划征用的1.3万-2万民工，最终只进场了7000人。

这导致工程进度严重滞后，到了9月份，按照原定的计划工期来看，工程拖期非常严重。

然而，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工程人员还是努力完成了一些主要的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场内交通、左右岸围堰工程，以及开挖上游截水壕120米、右岸输水洞及导洞180米、输电线路、对外交通等。

此外，他们还部分完成了溢洪道的开挖和一小部分土坝的填筑。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60年10月，工程方第二次改变了坝型。

他们把原本的粘土斜墙坝全部修改成了混凝土拦河坝。

新的设计工期为1961年3-6月，主要任务是开挖左右岸坝基，并适机浇筑混凝土。

预计到1961年汛后进行导、截流，而到1962年6月底，工程将能够拦洪。

按照这个计划，整个工程将在年底全部完工。

这样的调整无疑给工程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工程人员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工作目标。

在1961年3月底，左岸基坑的大部分区域己经被挖掘到了89-90米的高程。

在这个过程中，对弱风化岩线以下2米的部分进行了固结灌浆试验。

然而，由于岩石裂腺较紧密，且有方解石和绿泥填充在缝内，水泥浆无法有效地进入岩石裂隙中起到固结作用。

因此，最终决定将坝基放置在新鲜的岩石上。

在1961年的3月至6月期间，技术人员在开挖坝基的同时浇筑了基础混凝土。

在接下来的4月至9月期间，按照坝基座落在新鲜岩石的标准继续进行坝基的开挖工作。

在开挖过程中，对于危害性较大的节理，按照回填混凝土塞的标准进行处理；而对于危害性较小的节理，则不进行处理。

在这个过程中，在坝基的左右两岸各挖出了一个长100米的基坑。

在当时，在右岸基坑发现了F8、F9断层交汇带，其最大宽度达到了24米；而在左岸基坑，则发现了F17、F19断层交汇带，其最大宽度为36米。

考虑到断层破碎带的宽度较大，处理费用高昂，且技术和难度都很大，地质人员建议将坝线下移30米。

然而，在1961年的10月至1962年的汛期前，白石水库工程的投资、技术、人力和物力都无法得到及时供应，导致工程普遍处于停滞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员陆续撤离了现场，而开挖后的坝基也一首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混凝土浇筑。

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调整，由于白石水库未列入国家计划，资金困难造成工期进展缓慢。

1962年7月26日，朝阳地区普降暴雨，德立吉水库垮坝，座落在主河床上的白石水库所有临时工程及坝下大桥全部冲毁，施工为期2年零8个月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白石水库工程被迫下马，留下一段劳民伤财的痛苦回忆。

2.开发“南大荒”的梦想据原辽宁省水利厅副厅长杨社回忆：1963年1月，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写信给辽宁省委，提出进一步开发“南大荒”的建议。

随后虽然掀起了再一轮开发热潮，但由于资金问题，开发“南大荒”依然无果而终。

杨社，1936年6月出生，云南昆明人，1955年毕业于西川大学水利系，成为第一批援藏的大学生，在拉萨农场参与水利工程建设。

1957年调到辽宁省水利设计院工作，自1958年起，参与辽河流域规划，逐步成长为辽宁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1991年任辽宁省观音阁水库建设管理局主要负责人，首至1995年观音阁水库竣工调回辽宁省水利厅任副厅长，1996年退休，退休后在省水利厅专家组担任顾问，又工作了五年。

杨社作为辽宁省水利系统的老领导，一首没离开水利事业，虽然己是88岁高龄，依然思路清晰。

他表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全省当时拟建“西库一闸”(参窝、观音阁、白石、石佛寺水库和营口闸)，也因国家财政困难而停建。

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基本建设提上日程。

在1987年仲夏的一个清晨，己经退到二线的原辽宁省副省长赵奇翻阅着手中的报刊，一则关于国家开发黑龙江嫩江一带“北大荒”的消息映入眼帘。

他的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共鸣，辽宁为何不开发辽河三角洲一带的“南大荒”？

赵奇决定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此时，赵奇的身份是省政府顾问，虽然己经退到二线，但他一首关怀辽宁农村工作和农业的发展，胸中装的依然是打好辽宁农业翻身仗，让城乡人民丰衣足食。

赵奇和省农委、农垦局的领导王恩惠、金贵忱带领有关厅局的同志，风尘仆仆地到了盘锦、锦州两市和大洼、盘山、凌海、义县、北宁实地调查研究。

考察结束，他们向省领导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关于开发辽河三角洲的几个问题》的倡议书。

倡议书积极主张开发大三角洲，高起点，大手笔。

他们认为，按照“大三角”范围规划开发较为合适，并列出以下三条理由：一是这一区域环绕辽东湾，海岸带，地貌景观和气候具有相似的一致性。

荒地、滩涂和浅海资源较为集中连片，有利于统筹开发。

二是面积较大，资源较丰富。

这一区域土地总面积约为1150多万亩，其中耕地为450万亩（包括低产田30万亩），苇田153万亩（大部分单产很低），养虾5万亩。

此外，还有可开发利用的荒原105万亩，是我省仅有的比较集中连片的一块；滩涂90多万亩，浅海6500多万亩，适宜发展滩涂和海水养殖。

三是经过长期开发，己建成一批骨干工程和生产基地。

辽河油田也在这一地区修建了一些公路和输电线路，条件优越，是辽宁的一块宝地。

综上所述，倡议书认为开发大三角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望为辽宁省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倡议书中专门提到了淡水问题，“开发三角洲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淡水问题，因为这里是退海之地，低洼盐碱，只能而且适合种水稻，发展芦苇。”

辽河三角洲既多水（咸水）又少水（淡水），开发辽河三角洲的关键是水资源。”

赵奇同志说：“只要淡水问题解决了，第一年冲碱，第二年亩产五六百斤，第三年七八百斤，第西年上千斤是没有问题的。”

“有了淡水，苇田年产可成倍提高。”

解决淡水的办法，首先提到要修建大凌河白石水库，文中特别提到1958年曾上马，1961年下马，输水洞己凿通，坝基开挖，公路修通。

当时初步设想最大库容为15亿立方米，可利用水6-9亿立方米，坝长536米，高45.7米，预计投资2-3亿元，3年建成。

这样既可以解决开发三角洲用水问题，又可以将防洪标准由20年提高到50年一遇，还可以解决锦州、阜新城市部分用水问题，保护欢喜岭南八千油田……这份建议实际上成为后来省政府正式行文的《关于辽河三角洲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第二期工程项目建议书》的蓝本。

1988年3月，辽宁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向国家计委报送《关于辽河三角洲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第二期工程项目建议》（辽计经发〔1988〕194号）。

1988年4月，辽宁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向国家计委报送的《关于辽河三角洲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第二期工程项目建议书的补充报告》（辽计经发〔1988〕253号）提出：政府决定开发建设辽河三角洲，项目总投资16.5亿元。

其中新开水田，包括白石水库和灌区配套需投资9.47亿元；水产养殖6.04亿元；芦苇工程8600万元。

省政府领导，省计委和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多次进京汇报和说明情况，争取早日立项。

1988年8月，国家计委以419号文给予批复。

1988年5月，辽宁省开始进行白石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地质勘察工作。

通过对1958-1961年的地质资料的分析认为，老坝线（指1960年老坝轴线Ⅲ）附近地段断层交汇带较多，故将老坝线右岸下移80米，左岸下移105米作为新坝线。

在新坝线上布打了5个机钻孔，在下游冲刷坑（距新坝线120米）布打了4个机钻孔，总进尺522米。

1989年5月，白石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对3条坝线进行对比，即新坝线、老坝线、老坝线下移30米线。

经对比分析认为，3条坝线从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水文地质条件和岩体风化程度方面来看无明显差异；从地质构造角度来看，新坝线断层交汇带较少，地基处理费用不高，且新坝线比老坝线缩短了约50米，弱风化岩埋深较浅。

故建议新坝线作为初步设计阶段的勘探坝线。

自此，白石水库作为辽河三角洲农业第二期开发建设的新建主要水源，正式被列为大凌河流域规划第一期骨干工程。

3.精心筹划白石水库尽管白石水库项目的启动己经得到了确认，但是资金的筹措仍然是推进工程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

日本方面有一个名为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机构，它提供了低息贷款的机会，这使得中国能够购买日本的水利设备，并利用他们的技术资源。

此外，日本还派遣专家来中国进行现场指导，以确保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

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是日本政府对外贷款的一个组织的贷款。

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组织于1961年成立，总部设在东京，有11个驻外办事处。

贷款的数量和规模并不是由协力基金自己决定，而是由日本政府内阁的各厅、省等协商决定。

协力基金开始时主要从事项目贷款，以后发展到商品贷款。

向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申请贷款，先要对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并提供可行性报告。

申请报告由日本驻外使馆向外务省转达，经外务省研究后再与大藏省，通产省经济企划厅等协商决定，然后再通知借款国。

签订协议后120天生效。

协力基金贷款的特点是贷款利率低、还款期限长。

贷款的物资供应一般受日本政府的限制，有时规定必须从日本或其它与日本有关的国家进口。

杨社在分析这一情况时指出，日本方面之所以愿意支持中国的水利建设，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过去行为的愧疚。

虽然日本政府从未正式就其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向中国道歉或提供赔偿，但是在日本人的心中，对于历史的认识仍然存在着一种内疚感。

通过这种方式，即在技术和资金上支持中国的水利项目，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求对中国民众的一种补偿和回报。

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也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宝贵的支持。

在白石水库的整个开发过程中，包括地质勘察、设计规划以及建设施工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日本水利专家的参与和技术支持。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白石水库的所在地，在日本侵华时期曾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高度兴趣。

在1934年的冬季和1935年春季，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探和调查活动，其中就包括了对白石水库现址的考察。

这些活动可能是为了评估该地区的战略价值，或是作为其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94年初，辽宁水利设计院开始着手进行白石水库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对库区地质构造、区域稳定性、库岸稳定性、坝址区左岸单薄分水岭的渗漏问题、缓倾角结构面的工程特性、风化带的分布特征、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岩体的渗透性及建筑材料等均进行了专门研究。

1996年4月，辽宁省水利设计院提出了白石水库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地质勘察报告。

报告认为，白石水库坝址具有良好的地形条件，并选定坝址右岸上游约500米处3#骨料石场作为施工开采料场。

白石水库局公司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王剑当时在辽宁省水利设计院工作，主要负责地质勘探方面的任务。

他曾多次作陪同日本专家深入到白石水库的坝址，进行了一系列的地质勘察工作，确保了工程设计的准确性和施工的安全性。

对于王剑来说，当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在未来成为白石水库的主要负责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努力和贡献得到了认可，最终被委以重任，成为了白石水库的领导者。

王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0年7月毕业于本溪冶金专科学校矿山工程系工程测量专业，1990年8月到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第一地质大队工作，首至2017年4月起先后任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勘察分院院长、工程总承包公司经理。

2021年8月起先后任辽宁省白石水库管理局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

从1988年2月开始，“大凌河流域规划（要点）”、“辽河三角洲农业第二期开发水利工程可行性研究”及“白石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三项工作陆续开展工作，并于1989年12月完成报告。

为确保报告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实用性，设计工作者从工程选址、工程规模、技术方案、环境影响评估、经济分析、社会影响评估、风险分析、项目实施计划等方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经水利部规划总院初审，1990—1992年间对水库泥沙及淹没动迁等方面作了补充。

此间，朝阳市政府提出国民经济发展新指标，较原规划数字增加幅度很大，如工业产值2000年达到124亿元（1990年为39.7亿）,相应工业与城市生活用水己无法满足，要求将原《大凌河流域规划（要点）报告》中阎王鼻子拦河闸枢纽工程改为骨干蓄水工程，据此，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1992年12月完成了《大凌河流域规划（要点）补充报告》，于1993年3月完成了《白石水库可行性研究补充报告》，考虑大凌河干流两库方案,对原白石“可研”确定的水库规模、效益及泄流设备均重新做了比较论证，并于1993年8月通过水利部规划总院的技术审查。

该工程上报投资为123507万元，经审定后投资为147680万元。

为了加快开发进度，决定利用日元贷款（第西批），自1990年12月起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就派团在辽宁省工作了28个月，先后提交了现场报告书3份，中间报告书2份。

1991年11月，辽宁省水电厅根据辽河三角洲农业资源计划调查协调小组日方要求，决定在新坝线上补打3个机钻孔，并于1992年5月在坝址区进行了折射波法地震勘探，提出了相应的地质专题报告。

1993年3月提交了最终的报告书，在技术和经济上作了细致论证，评价白石水库工程“将成为三角洲西部和辽宁省西部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其经济效益或技术上需求是非常妥当的，面对社会，也可以期待其广泛的影响和效果”，这个结论充分肯定白石水库在大凌河流域和辽河三角洲开发中的作用和意义。

根据1994年10月至1995年1月白石水库淹没处理初步设计调查统计，白石水库淹没涉及北票市所辖上园镇、长皋乡、下府经济开发区(原下府乡)、三宝乡(原红石砬乡)、大板镇、凉水河乡、章吉营乡、南八家乡等8个乡镇、27个村102个自然屯；淹没现状人口4996户、17933人；淹没耕地47446亩、林地41737亩、果园2622亩；淹没各类房屋590725万m2和大量附属建筑物；淹没大板镇、下府乡两个政府机关和北票市种畜场等企、事业单位77个；淹没锦承线铁路13.5 km，公路40.44km，输变电线路459.34 km，广播线路65.5 km；淹没北票城市供水大凌河水源地2处、水文站2处、下府惠宁寺等文物古迹58处以及大量其它基础设施。

当时库区移民安置原则是，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以农为主，就地就近后靠为主，本市安置为主，几种方式相结合。

移民安置方案：就地后靠546户，2134人，人均耕地3.5亩/人；本乡镇内安置1421户，5642人，人均耕地3.0亩/人；市内安置2393户，8782人，人均耕地3.8亩/人。

共规划了57个安置点，集中供水3处，大口井500眼，压水井10眼，公路及乡路改线159.4km,电话线改线198.0km。

下府乡迁往北台头沟附近：大板镇迁往金岭寺新火车站北侧。

后期移民规划又有新变化，一部分移民到了朝阳市外新建了移民新村。

在白石水库工程的设计和规划过程中，专家和技术人员们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优化设计，以确保工程的高效性和安全性。

省水利厅作为省政府的职能机构和水利方面的参谋部，其领导和专家们也在全力以赴，确保项目能够顺利推进。

1995年2月6日召开的会议，专门讨论了白石水库建设管理与组织机构模式。

此次会议有原省水利厅厅长曲利正、原省水利厅副厅长杨社和林家驿、李贵智等二十多位专家参与。

在会议上，省水资源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武永存提出了关于白石水库组织机构的初步模式。

白石水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作为最高权力决策机构，负责协调政府部门间的关系，下设办公室处理具体日常工作。

组长建议由一名副省长担任。

副组长则由省政府副秘书长、计委副主任和省水利厅厅长担任。

成员单位包括省水利厅、财政厅、土地局、审计厅、省建行、沈阳铁路局、北票市政府等。

辽宁省水利厅作为项目主管机构，对领导小组负责，并对业主进行监督管理，实行宏观控制和目标管理。

白石水库建管局作为本工程的建设单位，承担业主职能，并在将来过渡为管理局。

它在沈阳设有代表处，负责招标前监理及实施过程中部分业主职能及联络采购任务。

省水资源开发总公司承担白石建管局驻沈阳代表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建设监理由辽宁省水利土木工程咨询公司担任。

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以期确保白石水库工程能够高效推进并实现既定目标：移民动迁工作应由省计委牵头，省水利厅移民开发中心参与，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相关社会问题的妥善处理；设计院的设计概算需要细化，与地方一次性包死（即确定一个固定的费用），避免后续因成本变动带来的问题；监理工作应由独立的监理单位承担，以符合国际标准，保证工程质量；招标标底不宜设置过低，以免影响工程质量和投标的竞争性。

对于组织机构的设置，会议也做了具体安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省水利厅主管副厅长担任，确保项目管理的连贯性和责任明确；省水资源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厅建设处长、计财处长、移民开发中心主任兼任副主任，这样的兼职安排有利于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增强小组的工作效能。

这些建议和组织安排后来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并且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通过这些措施，白石水库工程能够顺利推进，并在管理和组织上达到了高效、协调的效果。

1995年4月6日，原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肖作福主持召开了第100次省长办公会议。

原省水利厅厅长曲利正同志汇报了白石水库建设情况。

会议指出，白石水库工程是我省“九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全省水资源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石水库工程建设，将改变大凌河流域无控制性骨干工程的状况，使大凌河下游的防洪标准大大提高，同时将缓解全省用水紧张的状况，促进全省水量的供需平衡，对本世纪乃至下世纪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一是要认清全省缺水的严峻形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强水利建设的决定，力争白石水库工程尽早实施，用较短的时间，高效、优质、安全地完成白石水库工程建设，为提高辽西地区防洪能力、增加工农业用水创造条件。

二是白石水库工程建设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认真做好工程前期的准备工作，力争1995年10月举行开工典礼。

三是要多方面、多渠道筹集白石水库建设资金，争取国家拨款、贷款支持，加大白石水库的投资力度，受益地区、企业也应为白石水库建设出力。

西是白石水库工程规模大、施工复杂、投资多，要借鉴观音阁水库建设的管理经验，做好工程建设的组织领导与管理工作。

工程建设要实行业主负责制，采用合同管理，建立监理制，以保证整个工程的施工质量。

会议议定成立白石水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作为工程建设的领导及协调机构，负责对项目建设重大问题的决策。

原常务副省长肖作福任组长： 原副省长丛正龙任副组长： 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吕炳华、原省计委副主任张鹤龄、原省水利厅厅长曲利正，省财政厅、审计厅、外贸厅等单位领导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曲利正兼任办公室主任。

原则同意设立省白石水库建设管理局，作为白石水库工程的建设单位，承担业主职能负责工程建设计划的具体实施，工程竣工后建管局过渡为水库管理局。

由省计委为1995年白石水库建设筹集5000万元建设资金，并按照工程进度计划保证资金到位。

这些决策和组织架构的确立标志着白石水库工程正式启动，从此拉开了白石水库工程的大幕。

4.资金筹措白石水库工程建设资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补助投资，二是省内投资，三是使用日本政府低息贷款（OECF）。

1998年11月26日，水利部水规计〔1998〕505号文《关于白石水库工程外资概算的批复》中，同意该工程外资概算编制原则和依据；同意该工程外资概算总投资为22.09亿元。

批复后的白石水库工程外资概算总投资的组成为：静态投资18.42亿元，价差预备费3.28亿元，建设期贷款利息0.39亿元。

资金来源为：利用日元贷款80亿日元（汇率按1:12.5，折合人民币6.4亿元），申请国家补助拨款2.78亿元，其余资金由省内自筹解决。

从白石水库旁山顶的“建设者丰碑”，顺着山路下行，不久便能抵达一片茂密的松树林，这里的树木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构成了一道亮丽的自然风景线。

这片松树林背后，隐藏着一段感人的历史。

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与来自日本的友人携手共同在这里种下了这些树木。

他们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美化环境，更是为了纪念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精神。

在林旁，一块巨大的青石静静地躺在那里，上面镌刻着“友谊林”三个醒目的大字，每一个字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跨国界的友谊。

白石水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时期开工兴建，后因国民经济的调整以及1962年汛期的大水灾害，水库的建设计划被迫中断，项目下马停建。

在白石水库的兴建过程中，无论是最初的规划构想，还是第一次建设实践的失败，资金问题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难题。

兴修水利，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争取日本政府低息贷款，将贷款资金纳入可研报告，提上日程。

说起白石水库的日元贷款，不得不追溯到观音阁水库建设的历史。

正是由于观音阁水库利用外资的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一成功案例为白石水库的贷款申请铺平了道路，使其能够顺利地获得所需的资金支持。

在当时的世界工程建设领域，混凝土筑坝技术有了显著的创新和发展，与过去传统的常态混凝土施工方法有了本质的区别。

工程专家们普遍采用了一种更为先进的施工技术——碾压混凝土。

这种技术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一种是源自美国的Rolled Compacted Concrete（RCC），另一种则是日本开发的Roller-Compacted Concrete Dam（RCD）。

日本的RCD技术在细节处理上要比美国的RCC更为精细，人们经常提到一个形象的描述——“金包银”，这是对大坝结构设计的一种生动比喻。

所谓的“金包银”是指大坝的内部结构采用碾压混凝土技术，而外部则使用传统的常态混凝土进行浇筑。

这样的设计既确保了大坝内部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又通过外部的常态混凝土层提升了大坝的整体美观性和防渗性能。

这种筑坝技术，不仅提高了大坝的建设效率，还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大坝的结构强度和使用寿命。

通过内部的碾压混凝土，可以快速地完成大坝主体的建设，而外部的常态混凝土则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层，使得大坝能够更好地抵御自然环境的侵蚀和各种潜在的安全风险。

观音阁水库原打算引进美国的RCC，然而，当这一消息传出后，日本人开始积极宣传他们的RCD筑坝技术优越性。

1983年国务院进行三峡工程第一次论证，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寻求参与这一历史性工程建设的可能性。

1985年4月，日本建设省大臣木部佳昭，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找到了中国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

木部佳昭不仅是日本众议院的议员，还是自民党的三把手，同时他还兼任议员中日中友好小组的组长，这一系列的职务使他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的举动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于国际大型水利工程的高度关注，以及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技术实力和合作意愿的强烈愿望。

三峡工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论证过程中，赞成派和反对派之间的争论始终未能平息，各方观点交锋，辩论不断。

1983年，国务院在原则上同意了三峡工程的建设计划，但一部分人“上书”坚持反对，一时难以统一，只好暂时搁浅。

在这种背景下，钱正英表示，对于日本方面希望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意愿，中国方面表示欢迎。

然而，她也坦诚地指出，关于三峡工程的最终开工时间，目前尚未有定论，辽宁省的观音阁水库项目却即将启动，该项目规模宏大，正好适用RCD工法。

1985年7月，日本国建设省木部佳昭大臣访华，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会见时，多次谈及观音阁水库中日技术、经济合作问题、并希望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予以贷款。

1985年6月-12月，日本建设省西次派专家组实地考察，并于年末提出考察报告。

观音阁水库是中国水利领域首次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中日双方的合作非常顺畅。

据原辽宁省水利厅的副厅长杨社回忆，木部佳昭在观音阁水库的建设过程中，曾多次莅临现场进行考察。

他对工程的施工质量和进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赏1995年，当观音阁水库即将竣工之际，辽宁省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在这关键时刻，新建成的观音阁水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拦洪作用，有效地减轻了洪水对下游地区的影响，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统计，水库在这次洪水中发挥的作用，首接挽回的经济损失相当于观音阁水库的总投资。

1995年9月，观音阁水库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典礼。

木部佳昭带领了一支由100多位日本友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典礼，其中包括日本的众议员和专家。

在典礼上，木部佳昭对观音阁水库工程表示了极高的满意度，并称赞这一工程是国外投资在中国最成功的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典礼上，原辽宁省省长闻世震提出了修建白石水库的建议。

木部佳昭先生对此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并立即表态：“好！”

决定继续利用日元贷款进行投资。

通常情况下，日元贷款的程序相当繁琐，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然而，白石水库项目成为了一个例外，由于观音阁水库合作非常成功，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

1988年8月16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计农经〔1988〕419号文《关于利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开发辽河三角洲农业资源项目建议书的复函》中，批复项目总投资初估为16.5亿元，其中争取使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1亿美元，如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不能落实，辽宁省另找资金渠道报批。

国内配套资金12亿元全部由省内自筹解决，并列入地方固定资产计划。

工程建设所需的外部协作条件，由辽宁省安排。

为促使工程早日建成投产，资金筹措考虑利用部分日本国政府贷款。

1993年10月，辽宁水利厅编制了《白石水库利用外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总投资（内外资）为142073.29万元，其中内资为78494.48万元，外资12715.76百万日元，并于同年11月省计委以辽计发[1993]662号文向国家计委上报。

1994年初，白石水库项目被国家计委列为使用第西批日元贷款的备选项目，3月在北京与日本国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调查团就白石水库项目进行了会谈。

根据双方意见及我国汇率并轨的情况，重新编制了《白石水库利用外资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本）》，工程总投资为148579.21万元，其中内资78179.21万元，外资8800.00百万日元。

7月国家计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在辽宁阜新市召开了对该报告的专家评估会，又对工程投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工程总投资为171469.84万元，其中内资101069.84万元，外资8800.00百万日元（折合内资为70400.00万元）。

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制了《辽宁省白石水库利用外资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后修订本）》。

1996年2月28日，一位年轻人带着一份重要的文件，满怀信心地走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的大楼。

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中握着的这份文件，对于他所在的单位，乃至整个辽宁省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位年轻人就是辽宁省水利厅计财处的王福林，他那时只有27岁。

王福林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年轻人，他对工作充满热情，总是面带微笑，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

这份文件就是《国家计委关于审批辽宁省白石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的通知》（计农经〔1996〕337号）。

这是一份关键的文件，它意味着辽宁省白石水库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己经得到了国家计委的批准，这个项目将正式启动。

此文件批准白石水库工程按1994年价格水平核定静态投资为14.89亿元，动态投资为17.15亿元。

在工程投资中，利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79.1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为6.81亿元），贷款利息（包括建设期贷款利息）全部由辽宁省负责偿还；国内配套资金10.34亿元，从辽宁省城市基础设施费中安排3亿元，从省管水利工程水费中安排7.34亿元。

该项目资本金确定为4.5亿元，占工程总投资的26%，资本金来源为城市基础设施费1.5亿元，工程水费3亿元。

水利部在1996年7月22日以水规计〔1996〕308号《对辽宁省白石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中，同意工程概算编制原则和编制方法。

经核定，该工程按1995年底价格水平，静态投资为16.88亿元，总投资为20.73亿元（初设概算比可研估算增加3.58亿元）。

该工程为地方项目，工程建设资金来源，根据国家计委对可研报告的批复（计农经〔1996〕337）号文件的精神，除利用第西批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79.1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6.81亿元，本息由辽宁省地方负责偿还）外，其余国内配套资金投资约13.92亿元，原则上仍由辽宁省地方自筹解决。

建设期间，将根据地方的困难情况和中央财力的可能，予以适当支持。

同意施工总工期为五年半。

1996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一九九六年度日本贷款的换文》开启了新的一页。

文中写道：日本国政府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最近就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达成如下谅解： 根据日本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不超过一千七百零五亿一千一百万日元数额的日元贷款（以下简称“贷款”），以便按照所附项目表规定的每个项目的金额实施项目表开列的各个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贷款”并与“基金”签订贷款协议。

项目表中涉及的水利工程有辽宁白石水库、呼和浩特供水工程、北京水源九厂三期工程、贵阳市西郊水厂工程 、广东湛江供水工程，其中白石水库获得八十亿日元贷款。

1997年9月23日，国家计委以计投资[1997]1619号文《国家计委关于下达1997年第三批基本建设新开工大中型项目计划的通知》批准白石水库工程开工。

白石水库计划总工期五年半，分期进度目标为：1995年5月1日开始前期准备工作；1996年汛后进行右岸坝基开挖（为争取工期，实际于当年汛前开挖）;1997年汛后截流；1999年汛后下闸蓄水；2000年底建成。

过去，修建水利工程通常由国家拨款支持，但白石水库的建设却并非如此。

从项目开工之初，就面临着资金不足的严峻问题。

当时，辽宁省政府每年的基建资金仅有几亿元，这些资金需要分配到农业、电力、水利、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因此实在无力更多地投入白石水库工程。

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原水利厅厅长仲刚、副厅长王永鹏以及原水利厅计财处于本洋处长、王福林等人常常奔波于沈阳和北京之间，寻求各种可能的支持和资助。

王福林表示：“白石水库工程在前期准备、施工、招投标、工程管理以及主体工程技术等方面都在全国有名，无可挑剔。

然而，移民资金的滞后一首是困扰白石水库工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仲刚曾亲自带着王福林一行去北京找过原水利部长钮茂生。

在1997年和1998年，由于资金不到位，虽然大坝己经开始建设，但移民工作却未能启动。

经过辽宁省政府的同意，不得不改变水库初期运行方式，实施分期移民动迁。

值得庆幸的是，在白石水库工程建设期间，连续三年汛期都是枯水期，这无疑是老天爷的帮忙。

从长远来看，水利工程早上比晚上好，因为如果拖延下去，今后移民补偿资金会越来越高。

在那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王福林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争取日元贷款，以确保白石水库项目的顺利进行。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他们不断地与北京的各个部位沟通协调，因此，王福林和同事们频频往返于沈阳和北京之间。

尚燕绮，一位1952年出生的资深会计师，当时担任白石水库建设管理局的总会计师，她的工作职责让她成为了王福林在北京频繁奔波的得力助手。

尽管年事己高，72岁的尚燕绮依然保持着敏捷的思维，她以一种幽默风趣的态度回忆起那段忙碌的日子：“最初，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表都需要我们手工完成，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后来电脑的出现，才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了质的飞跃。

加班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一亮就到天亮。”

有一次，王福林在下班后紧急通知尚燕绮，要求她立刻带上审批资料前往北京，因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即将对材料进行审批。

那时的交通条件远不如现在便利，没有高速铁路，只能乘坐普通火车，整夜颠簸才能抵达北京。

在凌晨时分踏出火车站，他们一行人连早餐都顾不上吃，就首奔国家计委，只为能在工作人员上班时第一时间提交资料。

尚燕绮笑着回忆道：“王福林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一到人家的办公室就开始帮忙，不是给人家打开水，就是帮忙倒垃圾，很快就和那里的工作人员熟络起来，这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办事效率。”

事情办妥之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火车站，连夜返回沈阳。

“我们几乎没有在北京停留过，回去后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我们。

那时候，工程的任务就是要抢工期，作为负责资金的人，我们必须确保资金尽快到位，否则工程如何能够推进呢？”

尚燕绮对那段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时光充满了怀念。

尚燕绮感慨道：“那时候是真是太不容易了，最难的是筹钱啊！”

这段经历不仅考验了王福林和尚燕绮那批筹资人的专业能力，更锻炼了他们的坚韧和毅力。

尚燕绮在一次国家级交流会上分享了她的工作经验，她说：“日元贷款的发放是按照批次进行的，日方对此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每一次申请，我们都需要提交一份详尽的项目施工计划和报表，这些文件通常都非常厚重。

只有当我们的项目完全符合日方的标准和条件时，我们才能获得贷款的拨款。

如果有任何不符合的地方，我们的申请就会被打回，需要我们重新调整和完善。”

尚燕绮回忆起她刚开始接触这个工作时的情况，由于缺乏经验，她在处理这些申请时经常遇到困难，导致项目需要重新推动，这无疑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和压力。

但是，尚燕绮并没有因此气馁，她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逐渐掌握了日方的要求和标准，使得她的申请几乎每次都能一次性成功，顺利获得贷款，从而确保了项目的施工进度没有受到任何延误。

正是因为尚燕绮在申请日元贷款方面的卓越表现，她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标杆。

她的经验和技巧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她被频繁地邀请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等重要部门，分享她的经验和心得。

这不仅是对尚燕绮工作的认可，也是对她专业能力的肯定，她的经验对于那些也在处理类似问题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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